试析《塞氏•摄类学》的教学特点及意义

时间:2018-09-04 09:13

  前 言

  自从吐蕃开始,在历代印藏学者译介因明逻辑学科的基础上,于公元12世纪恰巴曲僧(phyw-pa-chos-seng)得以开创“量明摄类理论”(tshd-bsdus-yid-kyi-mun-sel)体系,通过其门徒的进一步发扬光大,日臻步入了学科化的发展历程,使该学科被喻为开启量学之门的钥匙,进入浩瀚理论宝库之门径。《塞氏·摄类学》作为编纂年代较晚的藏传因明学术名著,使该书在原有基础上,得以融会以往各类摄类学的精粹,并结合作者(1678—1738)在青海热贡、西藏饶朵、桑普、哲蚌、色拉、噶丹、举麦等学府系统研习因明的亲身经历,特别在甘肃拉卜楞初创阶段替代宗喀巴之后藏族伟大的学者之一嘉木样协巴,荣登金席法座近30年来,负责组建30个不同的因明班级,亲自主持每个学级的教学讨论和答辩考试,并对疑难问题逐一讲解而成的集大成。

  一、教学模式

  该理论体系自18世纪初期出炉以后,塞氏(bse-ngag-dbng-bkr-shis)编制系统的培养方案,强化该学科在教学中的实际运用,传承不断。迄今为止,拉卜楞及其子寺(bl-brng-bkr-shis-vkhyil-gyi-dgon-ma-lg)中仍在广泛沿用,分布国内西藏、甘肃、青海、四川和云南等地,国外印度、蒙古、俄罗斯等国。具体教学模式,如下一览表(略):

  塞氏的教学模式及其特色,基于藏族传统教学模式取舍的前提下,圆满彰显在五部大论的融会贯通之上,可谓一脉相承,自成体系。在此所列的课表,仅限于摄类学为核心的因明学科,详情参阅阿芒班智达·贡觉坚赞的《拉卜楞寺志》。

  二、理论特色

  综观以上概况,我们将其逻辑推理和认识理论特点,举其大者,有如下几端:

  第一、在《塞氏·摄类学断编》中,专门针对藏族哲学史上摄类学的学科归属而提出的种种质疑,通过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作者较为系统地理顺了摄类学归属于因明之列的学科关系。

  第二、通过系统爬梳以往摄类学义理的分门归类问题上存在的各种分歧,塞氏科学界定了摄类学的内涵与外延。这一点他从两个层面阐明了其思路:狭义上看,为初学入门而设立小理路,共由八品组成,亦摄类八项义理,此乃第一编;为中根智者而设立中理路,共由七品组成。然因第十一品和第十二品“质与体”,学理上属于同一逻辑摄类的不同推理方式,不能视为独立而互不相通之两项义理,故仅摄类六项义理。此乃第二编;为睿智者而设立大理路,共由十一品组成,亦摄类十一项义理,此乃第三编。如此以来,共摄类二十五项义理;广义上看,在前述大、小、中理路三编的基础上,为倍增智力而设立心明、因理学,尽管其品目组成繁简不一,但摄类学框架内以摄类两项义理予以归纳,此乃第四编。依照这一归纳来看,共摄类二十七项义理。这样清晰的分门归类,在摄类学史上可谓首创。

  第三、摄类学的精粹在于公开辨析讨论的实践运用性之上,《塞氏·摄类学》尤为如此,系作者毕生投身于教与学之间实践探索的讲义提炼而成。因此其语言之精炼,推理之缜密,论式之独特,致使该书问世以后博得藏传因明理论界的推崇,相继编纂了西藏哲蚌果芒、甘肃拉卜楞、青海塔尔寺、四川毛尔盖和阿确蔡宁贡等寺院的近十种木刻版。改革开放以来就有多种不同的现代出版物出炉,仅北京:民族出版社就先后重印发行了8次(2009年前),足见其价值。

  第四、塞氏将“体大思深,行文古奥,索解为难”的因明学,细化分解为二十七项义理。并从中观和俱舍论,特别是印藏量论中剥离出知识论、认识论、逻辑推论、辩论规则和技巧,使其发展为通俗易懂,条理清晰,富有启迪的实践哲学理论。

  第五、《塞氏·摄类学》作为哲学研究的学术成果,不像其他理论典籍一样,被奉为圭臬而束于高墙深院之中,只有名家大师方可研习。塞氏针对不同层次的求学者,安排适当的授课内容和讨论议题,人手一册,皆可辩习,并以各自的资质制定了可破格升级或自愿降级补习的考核制度。为藏传因明乃至大、小五明的普及推广,规范和丰富了有效的教学模式。

  结 语

  基于前述教学实践和理论特色,该学说最初虽然仅作为哲蚌果芒学派的教科书,但时至今日,几乎成为整个格鲁派各大学派,乃至藏传佛教诸多哲学流派研习藏传因明摄类学的主要教科书和参考资料。故此,我们结合塞·阿旺扎西的求学经历和学术交流,如果能够系统梳理《塞氏·摄类学》为例的五部大论之学科建设历程,正如现代著名人类学家李安宅先生对拉卜楞寺院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模式进行较为深入地实地调查以后所得出的以下结论:

  拉卜楞寺院在教育方面是个大学,喇嘛大学和现在大学的惟一区别,乃是喇嘛大学从幼儿教育开始,将喇嘛制度作为教育制度来看待,是十分必要的。公开辩论、群众考试、公开演讲,是参加的人,都能得到标准化的锻炼。这个过程不仅影响学生,而且影响教师。假定一个人能证明自己的论题,甚至是一个新的论题,这论题就变成了公共财富,因为那是在公共场合下证明了的。这里没有妄想理论的余地,或只为个人满足,而被视为某种“自由思想”的货色。

  先生以辩论方式授诸生徒,生徒再简诸先生者参考,汇以自己的心得,在雄辩场上,彼此讨论,互相发明。因为注重辩论,产生两种结果:一使经典义蕴不致误解,可以得到明确精细的认识;一使自己的认识发为著述,不知主观用事,可以得到大众许可的公论。譬如研究因明,即专究因明,不涉旁的经籍,以免分散精力。纵然有所参考,也只限于因明的范围。因为专精的缘故,乃于经典容易彻悟,内地佛学者,往往东涂西沫,满架丹黄,博似博矣,其奈掘井九仞而不及泉何?殊不知专精而后博涉,则干壮根牢,自必枝叶扶疏了。义由词显,词不存于胸臆,义必无所属从。藏中古德谓“义如老人词如杖”便是这种道理。且既注辩论,亦必词义烂熟方收左右逢源、口若悬河之效。因为注重背诵的缘故,藏中佛学者于三藏十二部俱备于胸中,故胜义日出,远非其他佛教地方所可望其项背。

  喇嘛教育优点甚多:一为德智并重,无新式教育贩卖知识的毛病。二为训导系就师生全体出发,成为公共信仰,不似新式学校不将教职员放在纪律化的范围以内。三为师生道义结合,不似学校教育以学分为重。四为纪律严明,毫无通融余地。五为生徒可有个别适应,进退自由,没有固定不变的机械办法或形式主义。六为公开甄别,合班讲辩,可收标准化的利益。七为标准化的影响,不只及于生徒,而且及于师长,大家锻炼出来的学问,的确科班造诣,从无海派名流的危险。八为重专精,尚雄辩,没有浮光掠影之嫌,或者辞不达意之弊;而是触类旁通之乐,以及相观而善之益。反观内地大学,关心教授进修者又有多少?则无启发,惯因循,岂属偶然呢?然就制度而论,他们可以贡献于我们的,已有甚多者。

  故此,藏传因明摄类学论式构建的藏族传统教学模式,对现代高校教育的改革模式和当代人的理性思维方式,将有积极而深远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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